| 忍辱负重，千年名酒蹒跚前行 |
| 发布日期：2008年11月20日 消息来源：山西青年报 作者：成宇鹏/文 王卫华/摄 阅读 937 〖 大 中 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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糖酒网-忍辱负重，千年名酒蹒跚前行
数十年来，汾酒厂为了关照职工子弟就业，也把自己养成了一个大胖子。这个8000多名员工的大企业中，有一半人员不上班却如期领工资奖金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这些下一代汾酒人，对这个品牌已经不再重视，内外勾结大量盗酒，核心技术员外出兑酒直接沦为造假成员。
名酒厂的“县太爷”
在汾酒厂生活了四十多年，李建国的日子可以说是小康生活。领着2000多元退休金，家里的一切费用厂里都给补贴。
“如果现在把我放在其他单位，真不知道怎么过下去。”李建国说，现在一般企业职工的退休金只有几百元。
1962年，李建国初到汾酒的时候，只是一个不足300人的小厂子。那时国家限制酿酒，其时的汾酒与茅台、五粮液是真正的奢侈品，汾酒当时一个酿酒工的月工资达到了70多元，比当时县委书记的工资还要高。
“那会儿人们叫汾酒厂的职工是县太爷，我们的工资比县委书记还要高。”84岁高龄的汾酒厂老工人杜振仁笑着说道。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国粮食生产逐渐增加，国家放松对酿酒用粮的限制，在完成了一系列的改革后，汾酒走到了辉煌的顶点。
当时的汾酒根本就不用考虑市场营销的问题，这边产品还没有下线，那边拉货的车早就在外面排到了城外，如果没有关系，批不到条子，想拉到货都难。有那么几年，拥有批条子便利的汾酒厂职工，甚至超过了县太爷的风头。
“白酒在当时是抢手货，一箱白酒才二百多元，但一张准卖的批条就值一百元，还抢不到。”李建国说，“当时有很多人来求我。”
一百元在当时是个巨额数字，在此诱惑下汾酒员工开始纷纷托关系找领导批条赚钱。找厂长和党委书记的人络绎不绝。
李建国那时在厂里的重要部门上班，得到批条相对容易。1984年，电视的出现让他们家每天热闹非凡，一到晚上，邻居们便来他家看电视。他家的彩电并没有花钱，就是用批条换来的。
过了几年，以200块的低价卖掉了旧的黑白电视机后，他又买了一台日立牌18英寸的彩电。
除了电视，李建国先后用批条换来了洗衣机、沙发，这些当年绝对是奢侈品。李建国说，七张汾酒的批条就可以换一个沙发。
为了拿到可以换任何东西的批条，汾酒厂厂长与书记门外经常都排着长队，为了躲开上来批条的人，吴书记经常要化妆逃跑。李建国说。“当时的厂长常贵明为人十分严肃，普通职工没几个人敢去找他批条，批条的人大都去找好说话的书记吴寿先批。”
酒厂养成胖子
1993年12月22日，汾酒成功上市，成为我国酒行业第一个上市公司。
市场经济下，调头失灵的汾酒，在这一年开始下滑，汾酒厂批条的事早已不复存在，但另一个大门同时敞开。
退位的“县太爷”们，还有点余力，解决了子弟就业问题。在一般家庭看来，三个儿子的工作是极大的负担，但因为汾酒，李建国甚至都没来得及发愁就给解决了，三个都在集团上班的儿子，连同媳妇也都是汾酒厂的工作人员。
在此期间，汾酒已经成为了一个拥有8000多名员工的名优企业，为了照顾职工子弟就业，汾酒真正成为一个“胖子”。
汾酒一位工作人员说，“在汾酒，起码养活着半数以上的闲人，裁掉一半这个企业照样运作。”一个典型的事例是，汾酒在使用现代化的流水线生产后，一条成品包装线只需几名工作人员就能完成。
面对子弟就业的压力，领导只能敞开大门关照一下，过度关照的结果就是人满为患，一个人的活，几个人干，到后来，有的人干脆不来上班，只到了领工资与奖金的时候，才会出现。
李建国的三个儿子中，其中有一个在机关上班，“他就很少去上班，就在家呆着。”李建国说。
而在汾酒的行政办公楼一层，有一个现代化的指纹识别签到器，按规定，每天上下班的时间，不能超过五分钟，面对根本不来上班的人，这个签到器只是个摆设。
机器是精密的，制度也是好的，但再好的机器，再好的制度，最终还是人来执行。到处是熟人，严格无从谈起。
假酒案后的日子
即便如此，汾酒厂的福利依然是最好的。在取暖费高涨的今天，汾阳附近的取暖费已经高达每平米数十元，而汾酒员工只需每月交纳80元的取暖费。
汾酒工人真正的苦日子，是在1998年假酒案后。
受到假酒事件冲击，汾酒业绩一落千丈，跌至历史最低点，工人们的工资、奖金都大幅减少。厂里流言四起，今天传言厂子要倒闭了，明天又说要被收购了，搞得人心惶惶。
这些所谓的倒闭、收购传闻，让许多汾酒人锁紧了眉头。在汾酒，双职工的比例占到50%之多，很多像李建国这样两代人都在汾酒工作的情况，酒厂倒闭就意味着几代人同时没有饭吃。
一部分习惯了安逸、没有危机的汾酒人开始动摇，他们怀疑自己的企业是否还值得依靠。于是纷纷开始自寻出路，去别的酒厂打工或干其他副业。
李建国的二儿子也动了心，想在外面卖电脑。后来因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搁浅。蜂拥而动的离岗现象，令汾酒管理层不得不开出严令：全厂职工，凡是从事第二职业的人，一律辞退！严令之下，这股外出谋生的风气方才刹住。
“后来随着公司通过各种努力挽回企业形象，业绩有所回升，人们的那种恐慌心理才慢慢消退。”李建国谈起假酒案造成的影响，仍心有余悸，恐慌的情绪持续了近两年才慢慢褪去。老员工的牢骚
随着企业的好转，汾酒人的优越感，再度回到了汾酒人身上，依旧被他们“以厂为家”充分利用起厂里的资源。
2007年，偌大的汾酒厂突然发现，生产的原酒大量减少，甚至无法应对销售需求。
后来得知，职工内外勾结，将原浆酒整车整车拉走非法牟利。
事关企业生存，原浆酒在集团从不对外出售，在常贵明期间，甚至执行着更为严密的外地不产汾酒的政策。但几个厂内职工却使坚持了数十年的原则，成为空谈。
更为尴尬的是，意识到“内贼”的汾酒高层，却无法彻底改变这种局面，最后只能下令，汾酒厂区内禁止大货车、摩托车进入。
“我们那会就算是酿酒工都不敢偷着喝酒，这要是放到那个年代，谁敢这样做早就拉出去毙了。可现在呢，十几吨的大货车往出拉居然没人管。”这件事让李建国等老工人非常气愤。
一度时间，在打牌时，偷酒成了职工固定话题。“今天谁谁家儿子又拉了一车酒，再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？”有时，这些老工人也会骂上几句。
但这样的话，他们并不会向领导反映，大家一致保持沉默。因为偷酒者很可能是他们老相识的儿子，或是某个领导的关系。
“少管闲事为好，自己的孩子都在厂里上班，我们这把年纪了，倒是无所谓。”李建国说。
禁止车辆进入汾酒厂的禁令，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汾酒厂。三年前厂子曾经有过茶炉，为全厂职工及家属提供开水，但很多人拿着大茶壶，直接到酿酒间把原浆酒打回家中。
其时，汾酒的管理层，只能无奈地下令，关停全部茶炉，不再为职工提供开水，封杀了提着茶壶打酒的一道景观。
操不完的心思
富足的生活使汾酒人开始变得麻木，坐井观天，变得没有丝毫危机感。
老李一再拿年轻时的自己与现在的职工相比，那时我们哪敢去偷酒，一个个一颗红心，视厂里的利益为一切。但看看现在的职工，为了一吨七十元的报酬，就为那些小酒厂勾兑酒，也不想想，你勾兑的可是汾酒呀，那些酒厂能保质保量的提供合格的酒吗，一个汾酒厂培养的技术员，回过头来却不计后果地损害汾酒厂。
“也不想想，在汾酒厂，哪个不是拖家带口的几口子呀，必须盼着它好，汾酒好全家都好，效益不好你全家都不好，他们也不想想，厂里有多少人是他从小的朋友、父辈的朋友，还有多少是他孩子的朋友。”李建国说。
“最近在成品车间的儿媳妇又放假了，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，除了每年固定停产的那两个月。”李建国说。
由于销售情况并不理想，成品库已经处于饱和状态，不得已汾酒只能选择每星期停两天成品包装线来应对。
在2008年的销售业绩下滑后，李建国在这次停产面前开始担心，“急啊，怎么能不急呢。”说这话时，李建国显得有些激动。
如果销售情况继续这样下去，三儿子的前景实在不敢想象。
为了这个他奋斗了半辈子的企业，全家人以后的生计，李建国再次悬起了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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